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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旗袍因新文化运动女权兴起,一道亮丽的风景

文章时间:2020-03-22 点击次数:

人间三月,春意盎然,正是江南好风景。有不少南方的女子,已经把旗袍穿上了身,印象中她撑着一把油纸伞,行走在白墙青瓦的小巷里。既富有民族气息,又有着历史的沧桑感,称得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国粹旗袍因新文化运动女权兴起,一道亮丽的风景

现代女子旗袍在中国已有百年的历史,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服饰的典型代表,如今改良后的旗袍更是走向世界,成为时尚的引领者和东方服饰的璀璨明珠。

而说到旗袍的黄金时代非民国时期莫属,在那个年代,也是近代中国旗袍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在当时,旗袍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无论是家庭主妇,还是学生、工人;无论是达官显贵的太太,还是普通的劳动女性,无不穿着。

但说起旗袍在中国历史上的渊源,到现在还有着不小的争议,让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它的起源。

汉服深衣还是旗女袍服

美丽的事物,总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与关注,关于旗袍的样式起源,在学术界争论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

1、汉服深衣

“深衣”一词来源于先秦经典《礼记·深衣》篇,深衣属于汉服,起源于虞朝的先王有虞氏。

它因"被体深邃"而得名。通俗地说,就是上衣和下裳相连在一起,用不同色彩的布料作为边缘(称为"衣缘"),使身体深藏不露,雍容典雅。为古代诸侯、士大夫阶层的居家服,也是庶人的常礼服。

深衣在制作中,先将上衣下裳分裁,然后在腰部缝合,成为整长衣,以示尊祖承古。

袖根宽大,袖口收祛,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下摆平齐,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

身穿深衣,自然能体现天道之圆融,怀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正道,行动进退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时之序。天然拥有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之东方美德。

国粹旗袍因新文化运动女权兴起,一道亮丽的风景

汉服自古礼服褒衣博带、常服短衣宽袖。当西方人用胸甲和裙撑束缚女性身体时,宽大的汉服却体现了放任身体随意舒展的特性。

《青衣赋》:停停沟侧,噭噭青衣。我思远逝,尔思来追。

这是东汉末年文学家蔡邕所作的一首抒情赋中的词句,细致地刻画了一个出身卑微,但容貌美丽端庄,心灵高尚纯洁的青衣女子形象,寄托了他对青衣婢女的赞赏和爱慕。

青衣婢女所穿深衣大袖翩翩、饰带层叠,展现其端庄文雅的性情,加之其人亭亭玉立、妩媚动人的样貌,二者孑然之美更添独特韵味,使人念念不忘。

深衣男女均可穿着。男子的下摆比较宽大,以便于行走;而女子的则稍显紧窄。从出土的战国、汉代女子俑人样式来看,很多女子深衣下摆都呈现出"喇叭花"的样式。

直到魏晋时期,女子深衣式微,几乎销声匿迹,后来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大行其道的女服则是襦裙。

《历代妇女袍服考实》一书认为中国妇女所穿的袍,远溯秦、汉、唐、宋、明时代。国学大师章太炎亦认为:“昔诸葛亮造筒袖铠……满洲之服,其筒袖铠之绪也。”将下面要分析的满族服饰的源头追溯到了三国时期的蜀汉服饰。

2、旗女袍服

《近代中国女装实录》认为旗袍和旗装袍有一定继承关系,旗袍即是从清代旗女的袍服直接发展而来。

旗装是满族绵延至今的民族服饰。旗女袍服大多采用平直的线条,衣身宽松,下摆不开衩,胸腰围度与衣裙的尺寸较为接近,在浓厚的清朝封建礼教氛围中,想要妇女如现代一般外露曲线是不可能的。

《辞海》中有关于旗袍的注解:“旗袍,原为清朝满族妇女所穿用的一种服装,两边不开衩,袖长八寸至一尺,衣服的边缘绣有彩绿。辛亥革命以后为汉族妇女所接受,并改良为:直领,右斜襟开口,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边开衩,袖口收小。”

民国之时“旗袍”的称呼之所以最终会流行,是因为整个清代,汉族女装依然保留古代女性传统的“上衣下裳”制。除了贵族命妇礼服外,寻常百姓女子一般并不穿袍服,而旗女不论贵族女性礼服,还是寻常女子的日常服饰都是袍服。

国粹旗袍因新文化运动女权兴起,一道亮丽的风景

因此在长达近300年时间的潜移默化下,普通人已经习惯了“女子穿袍便是旗女之袍”的历史记忆,所以在民国旗袍开始出现的时候,会给人民大众一种这是“旗袍”的联想。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女性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并得到认可。旗袍两边开衩就是辛亥革命后的产物。

随着女子西式学堂的出现和女子出国留学人数的增加,近代知识女性群体逐步形成,她们从繁重的传统劳作中解放出来,以一种更加开放和独立的眼光来审视自身。

在她们的推动下,天足运动(放足,针对妇女缠足而言)轰轰烈烈地开展,既然要解放女性身体,更应该显示女性独特的一面,旗袍也就开始向紧身、短摆、开衩等方向发展。

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的产物

中国汉族女性自汉代后,服饰逐渐只穿“上衣下裳”式样,俗称“两截衣”,穿袍服几乎成为男性的专利。

《女儿经》:“为葚事,两截衣,女人不与丈夫齐;百凡事,体须卑顺,不得司晨啼母鸡。”

到了民国时期,女性穿“两截衣”也成了封建礼教对女性压迫的象征,被视为封建礼教迫害歧视女性的罪证。

清末民初,国家饱受列强侵略和军阀战争之苦。这段时期,西方文化与思想大量涌入,年轻人积极向西方学习,特别是知识女性勇敢地追求解放是中国社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当时爆发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为当时女性寻求思想解放和平等权利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张爱玲在《更衣记》中写道: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

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旗袍这款后来流行大半个世纪的女装,竟是民国新潮女子们争女权、争平等的副产品。

经过女子放足、剪发运动,女性的解放到了20年代中期得到了蓬勃发展。女子服男子长袍的现象在全国也越来越普遍。

国粹旗袍因新文化运动女权兴起,一道亮丽的风景

《光复会见闻杂忆》中记载了1907年秋瑾的装束:当时身穿一件玄青色长袍,头梳辫子,穿黑缎靴。那年她三十二岁。光复会的年轻会员们都称呼她为“秋先生”。

女子发剪了,足也放了,连衣服也多穿长袍了。乍一见时,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其穿长衫之女,触目皆是。而当时社会“无论贫富贵贱之家,若系女界之年少者,一若非具备一长衫,即不足以壮观瞻。”

由此可见,当时年轻女性着男子长袍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在当时舆论之中颇多鼓励支持之言,到了北伐胜利后,旗袍便己经完全恢复了女性的气质,很少再能见到服男子长袍的女性了。

引领旗袍时尚的女人

风行于二十世纪20年代的旗袍,是由中国传统袍服在吸收西洋服装式样不断改进而定型的。当时无专业服装研究中心,但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却在不断变化,使旗袍彻底摆脱了老式样,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来束胸裹臂的旧貌,让女性体态和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领导服装潮流的十里洋场中的摩登女郎、高官太太、交际名媛、影剧明星等,在旗袍式样上的标新立异,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其中如宋美龄、唐瑛、张爱玲等人,都是旗袍的忠实粉丝。

1、宋美龄

宋美龄是民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她集美貌、财富、权力、荣誉于一身。对穿着十分注重,一生特别钟爱旗袍,拥有“旗袍第一夫人”之称,据史料记载,宋美龄的衣橱被称为“世界最大的旗袍储藏室”。

宋美龄从11岁时,跟着二姐宋庆龄到美国留学,10余年的留学生涯使她的语言、举止、思想全盘西化。

她曾经说过:“我惟一跟东方沾上边的就是我的脸孔。”可是,她却对最具民族特色的旗袍情有独钟,并且持守一生不曾改变。

宋美龄喜欢旗袍,因为旗袍最能凸显东方女性的魅力,身材窈窕的她,配以旗袍更能展示她的身姿。

一些政府要员的女眷投其所好,都会不约而同地送她高级布料作为礼品,这些高级料子太多,以至于她的“御用”旗袍师傅一年忙到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为她做旗袍,平均每两三天就能做出一件。

宋美龄的旗袍到底有多少件,恐怕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太多,所以每件新衣只会穿一两次,从此就“束之高阁”。但闲暇时,她会打开衣柜,欣赏一番。

晚年她迁居美国时,私人飞机运送她的衣物共有九十九箱,其中至少五十箱装的都是旗袍,可见她对旗袍的痴迷。

2、唐瑛

唐瑛家世豪富,长相漂亮,五官有着一种西洋的风情,举手投足惹人睹目。由于她喜欢穿旗袍,而有民国“旗袍女皇”的美誉。

大导演李安在筹拍电影《色戒》时,曾向唐瑛的妹妹唐薇红请教关于那个年代的生活状态和服饰礼仪等,据唐薇红回忆:在当时,她的姐姐即使不出门,每天也要换三套衣服,早上是短袖的羊毛衫,中午穿旗袍,晚上则是西式长裙。

还记得青涩的自己第一次去百乐门跳舞时,借了姐姐的旗袍穿,可在舞厅中怎么也跟不上姐姐的动作,对唐瑛身穿时尚旗袍,在舞池中翩翩起舞的身影始终难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美女明星云集。而交际场上风头最足的交际花,非唐瑛莫属了。当时,唐瑛与陆小曼被称为“南唐北陆”引领整个时代的女性时尚。虽说如今唐瑛的名气不大,她对现代人的知名度比陆小曼要小,但她们有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对于旗袍的推崇。

若说民国时期谁穿旗袍最美,那么唐瑛绝对是居于榜首的。而唐瑛不仅穿旗袍美,她做的旗袍也是一绝。

“云想衣裳花想容”是杨贵妃的美貌无与伦比,以此命名的云裳服装公司则是由唐瑛创办的女性服装店,在民国时期它绝对能够代表当时的潮流。

唐瑛创办云裳,其实只有两个原因:其一自然是为了赚钱;其二,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唐瑛在上海滩已经买不到心仪的旗袍了,所以她决定开一家店自己做旗袍。据说唐瑛家里有数十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旗袍

3、张爱玲

张爱玲:“女人一生最该收藏的有两样东西,一是玉镯,二是旗袍。”

张爱玲一生制作、展示过数百种不同样式的旗袍,可见其对旗袍的喜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少女时期的小碎花旗袍,到青年时期高雅华丽的紫色旗袍,以及五六十年代的藏蓝色素布旗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风格,反映着张爱玲不同的情趣与追求。她以旗袍为道具,要么表达情感,要么展示曲线。

她酷爱旗袍,这不仅是对当时流行的追求,也是对中国文化的融会。她一边辛苦地爬格子写小说,一边在自己身上不断地展示着旗袍的优美。

1943年,她穿着丝质碎花、色泽淡雅的旗袍,飘飘洒洒般地去见《万象》杂志主编柯灵,不禁让柯灵“浑身震颤,犹如身处八级地震”。

1945年,《倾城之恋》改编为话剧,她与剧团主持人周剑云见面,穿一袭古式齐膝夹袄,超级宽身大袖水红缎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罩于旗袍外面。看得“真让人眼馋”。

旗袍显示着女人的曲线美,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女人轮廓曲线勾出。她所到之处,吸引四方目光,汇聚惊叹羡慕之声,可谓赚足了“回头率”,过足了“旗袍瘾”!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中国旗袍风行了20多年,这段时期也成为了民国旗袍的黄金时代。这时的旗袍造型纤长,与此时欧洲流行的女装形相吻合,已经完全跳出了旗女之袍的局限,成为一种“中西合璧”的女装新服式。

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女性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旗袍历经百年的演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演绎出了多姿多彩的款式,让人目不暇接。新时代女性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理想形象是高挑细长,平肩窄臀的身材为人所向往。而最能衬托中国女性身材和气质的中国时装代表——旗袍,再一次吸引了女性的目光。

随着传统文化重新被重视,旗袍也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不但领导人夫人在外事活动中身穿旗袍,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会议和体育盛会中礼仪小姐的服饰也多选择旗袍。现如今在国外,还有不少设计大师以旗袍为灵感,推出了有国际韵味的旗袍。无论是在国际时装舞台,还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旗袍以多变的姿态展现着女性美,演绎着别样的东方风情。